领导干部要培养互联网思维

　　我就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干部教育的拓展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概念性的理解。
　　在有史以来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技术，一直是代代积累、代代相传的。而现如今，我们中老年同志常常为智能手机上的某个软件或功能，需要回家后问儿女辈；而对数字电视遥控器上的某些功能，需要请教孙子辈。有人概括说，农业时代的技术是父传子，而信息时代的技术是子传父。
　　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知识结构大多成形于上世纪70—80年代，一般来说专业知识、理论素养、阅历经验、政策水平等，都有良好的基础和较高的水准，但是受限于时间精力年龄兴趣等因素，对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则大多不甚了了。大多停留在浏览和收发e-mail，好点的能在政务平台上处理一些签批类的事务。而现实中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势必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者或管理层，应能熟练地应用互联网技术更高效地掌控工作，运用大数据更精准地正确决策，并有能力随时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安全难题和各种未能预知的挑战。
　　9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纲要》中写到：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趋势，有关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运用。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
　　因此我认为，在我们党校系统承担的各级各类培训班次的课程体系中，适当地安排部分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相关的课程或专题，是十分必要的。
　　领导干部学习互联网和大数据问题的目的，重点不在于操作、应用甚或编程等技术层面，而在于建立一种互联网思维，用互联网眼光或视角去观察、分析、研判现实中的问题，基于大数据做出科学决策。是否可从这么几个层面理解：
　　其一，利用大数据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精准治理。一方面可以通过大数据，即时对某些复杂状况做出迅速的研判和对策。如有专家指出，在某市发生的踩踏事件中，管理层完全可以通过百度热力图及时判断出当时现场的人群密度及分布、流向等，这只是一部智能手机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不必等现场工作人员每半小时一次电话汇报的估计结果，也许本可以有更及时的对策和更好的结果。又如，马云在国家行政学院的演讲中说的，当前是否流感流行了，只要看一下网上口罩的销量就应可得出正确判断，而不必等各地卫生部门的统计报告汇总。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可以相当精准地预测某些事件的演化或某种局面的出现，如国庆长假快到了，根据网上点击量的大数据，完全可提前一周甚或两周预测长假客流的密度和流向，某些城市或景点可能的人流高峰等。
　　其二，通过合理地应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对“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如微博问政问题，网络谣言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网络舆情问题，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和攻击等）问题，网络文化问题，网络反腐问题等等，用互联网技术主动的管控或引导虚拟社会。
　　其三，构建我们的互联网空间战略。有人把互联网空间形容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是涉及国家战略和主权安全的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早已形成其互联网战略，美、日等早有网战部队。从海湾战争以来的25年里，世界虽无大争，但局部战争越来越显示出现代战争打的主要不是钢铁，而是信息。
　　未来世界，大国之争，决生死的是信息战和网络战的能力或水平。这次党中央、国务院也已把互联网及大数据提到了国家基础战略的层面，应该说非常及时。
　　所以，当代的领导干部，应当尽快建立互联网思维，把“互联网+”的建设和应用切实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考量，使大数据真正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提升政府精准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关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对干部教育的培训方法和模式方面带来的变化和扩展，则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手段。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