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中，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随之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辛亥革命失败后，安康地区同全国、全省一样被北洋军阀势力控制，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生产凋蔽，民不聊生。五四运动的爆发，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安康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安康籍进步青年，受到新文化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有的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或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把先进的革命思想传到安康，唤起了安康人民的新的革命热情，使安康地区进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成果，最主要的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推动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安康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旅外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其中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安康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此期间，旅京求学的安康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石泉的陈雨皋、汉阴的陈兆枢、镇坪的于振瀛等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在五四当日被反动军警逮捕的三十二人就有陈兆枢。陈兆枢（1895－1970），笔名汉南，汉阴县涧池镇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2年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五四运动中，他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加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大队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被捕出狱后，继续战斗，直到“六·三”运动完全胜利。

由于安康交通闭塞，信息传递困难，加之军阀战乱割据的分割，以及反动当局的严密封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安康。以致安康人民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斗争比较晚，进程也比较曲折、复杂。安康得知五四运动的浪潮，主要是由当时旅外学生的书信和在假期回乡探亲传到的。他们将传播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寄回或带回安康。与此同时，在西安上学的安康籍学生，也将西安的学生运动情况传到安康，这样才使沉睡于苦难中的安康人民感到一点革命气息，才使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精神在安康产生震荡。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安康的是旅日留学生。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安康籍知识分子有10余人。1908年，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创刊的《夏声》杂志，发表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20年代初，通过陕西地方报刊和旅外知识分子这两个途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安康。

张仞鸣对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和安康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仞鸣，安康县（今汉滨区）西区王彪店人，先后在安康县高等小学堂、西北大学、东京目白中学、日本明治大学读书。留学日本期间，曾一度回上海，随同于右任先生办报，反对袁世凯、段祺瑞政权，为此官方停止其学费。张采取半工（教书）半读，毕业于明治大学。他精通日文，当过《民意日报》日文翻译、编辑等工作。

由张仞鸣担任主笔，创刊于1920年7月的《鼓昕日报》连续刊登了《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等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刊登了李大钊《全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尤其是席石生撰写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称赞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万国社会主义史上奇光异彩”，赞扬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该文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向读者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此期间，张仞鸣曾多次返回家乡向亲友传播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927年西安解围后，国共合作的陕西临时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在西安城内开始办公，张仞鸣担任总部秘书处秘书、科长。以后，张长期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处任职。1955年，增补为安康县首届政协委员。

对安康旅外知识分子影响大的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王光祈等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的“少年中国社”以及陕西进步青年组织的共进社。安康县的雷宝华是少年中国北京总会会员。雷宝华(1893-1981)，字孝实。191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时，他曾同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陈愚生等北京部分会员在“岳云别墅”合影。《纪念李大钊》图片集收录了曾出席过1921年6月1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轩“少年中国会”北京总会召开的一次谈话会。参加这次会的有邓仲澥（即邓中夏）、黄日葵、刘养初（即刘仁静）、杨钟健（陕西华县人）等。

共进社成立于1922年10月，它是旅京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其领导人大多数是受到五四运动锻炼和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共进》杂志和共进社，对紧密结合陕西实际，有力地支持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哺育和锻炼了大批青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共进社成员最多时发展到600人以上，是五四后期兴起的最大社团之一。安康籍共进社成员已有4人。他们是北京大学黄平（安康县人）；燕京大学易厚庵（石泉县人）；北京医科大学于振瀛（镇坪县）；上海大学张字六（旬阳县人）。他们当时都是在校学生。

石泉县的陈雨皋(1901—1978)，原名传霖，1924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他读过《共产主义ABC》等许多政治书刊。曾将中共中央公开出版的《向导》周刊寄回家乡。他1925年日记记道：“一月二十六日，正月初三，……寄石泉励群社向导报一卷。”这则日记确凿地说明：五四运动以后，旅外进步知识分子已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传入了封闭的安康山区。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后，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也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是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汉阴县陈兆枢曾一度沉迷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后来，他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成为一个人民教育家。1922年，他从北大快毕业时，对世界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自己的老师——鲁迅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同年5月，他曾随同鲁迅，与盲人世界语工作者爱罗先珂等合影留念。1923年陈兆枢、陈空三、冯省三等几位北大毕业学生合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为发起人和董事之一。1925年3月，鲁迅在该校讲授过中国小说史。鲁迅日记除1922年缺手稿外，1923、1924年日记有12处记载与陈兆枢（声树）交往的事略。

鲁迅培养青年不辞劳苦，诲人不倦，感人至深。1924年10月10日，他复函陈兆枢后，是夜才译完《苦闷的象征》。安康的一群旅外学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革命先哲的培养下，才茁壮成长起来。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无比尊崇李大钊同志。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壮烈牺牲。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以“河北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在北京发起举行李大钊牺牲6周年的公葬。在京的一批安康籍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烈士灵柩经过西四牌楼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捕去20人。其中有19岁的北大附中学生、共青团员沈继芳（汉阴县人），他的名字见诸于次日的《世界日报》。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客观条件已趋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正确的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所以，在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一场民族主义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安康人民反抗直系军阀的斗争遍及全区各县。汉阴县神团、旬阳县红枪会、平利县同心会、石泉县团练等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盘踞安康的直系军阀吴新田的反动势力，表现了安康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同时，一些在外读书、谋生的安康志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这场大革命做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