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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月兰:胡耀邦陕西纠“左”和陕南调研

作者:佚名 时间:2016-04-29 14:34 来源:陕西党史 浏览次数: 【字体:

  1964年l1月至1965年10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其中1965年6月25日以前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期间,他领导陕西人民认真贯彻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陕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偏差,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在陕南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抓好农业生产,搞好多种经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陕西人民的心情由此变得轻松和舒畅。
  一、纠“左”的背景
  1964年l1月胡耀邦上任时,陕西正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前期在农村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后期在城乡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改为“四清”)运动。在运动中,不少干部群众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抓,1964年全省逮捕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受处分的4500多人,其中开除公职和党籍的660多人。在长安、延安、西乡三个试点县,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刚上任的胡耀邦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12月中旬,即提出“三个暂停”。随后,省委、省政府做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1964年12月下旬,历时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请各地领导人讨论社教运动等问题。会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冲口而出”讲话。胡耀邦12月24日向西北局和中央、毛泽东写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指出:陕西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相比其他省份不很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全省粮食耕地共60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1956年曾达到108亿斤,而近几年总产量都停留在80多亿斤的水平,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总产要恢复到1956年的最高年产量,还有23%的距离,也是全国差距最大的一个省。棉花也停留在160万担的水平,单产只有40斤。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靠自留地,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农民,比河北、山西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低。
  胡耀邦对生产的恢复感到焦急,对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态势,感到吃惊和压抑。他了解到这里十分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的论调,阶级斗争比较激烈。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揭发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其后台是习仲勋。这时,彭德怀也递交“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于是,会上就把他们拉扯在一起,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因为他们都长期在陕西作战和工作,高岗、习仲勋又都是陕西人,陕西就被看作是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自然也就“很不彻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批干部和群众在社教运动中,都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这在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更甚。据政法部门和组织部门的汇报,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逮捕30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450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长安、延安、西乡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收入的120还多60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9500多“投机倒把分子”;在陕南凤县,甚至把农民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做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属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
  二、纠“左”的经过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1965年1月17日回到西安,次日即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一方面传达、贯彻中央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和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左”的表现,提出了旨在纠偏的政策措施,他没有对运动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会后,胡耀邦在原“三个暂停”的基础上,又决定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
  省委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一边直接到基层,深入各界群众,亲自宣讲《二十三条》;一边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从1月18日到1月30日,连续12天,他分别向工厂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向省市党员干部、军队党员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代表、中等学校干部和教师、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统战干部和民主人士作报告,逐条地讲解《二十三条》。特别是在1月22日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认为大多数干部都不好,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都不能依靠,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就可能产生冒险政策,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又重申“三个暂停”,并提出对“集中训练”的人员不要虐待,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春节临近,要让他们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聚。否则,谁对我们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连娃娃也不同情。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他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就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处分人、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省社教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坚决有余,清醒不足。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下面的干部有人对社教的做法提出批评,结果受了处分。我主张减轻对他们的处分,以奖励讲反面意见的人,要树立这样敢在风头上讲不同意见的榜样、敢进行批评的标兵。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具体分析,避免形而上学,不能用静止的办法观察与解决问题。
  胡耀邦在基层宣讲《二十三条》时还强调,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小是小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就是锋芒要对准党内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社员、工人、学生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缺点与道路是不同的,不要把缺点当作道路问题。大题小作不对,小题大作也不对。
  针对滥揪历史和阶级出身问题,他说,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但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剥削阶级子女有无前途?一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都有前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我看至少有70%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如果都不要,那怎么行呢?一切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但不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不是马列主义的。
  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打人问题。他说,打人要严格制止,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打人骂人,无非是逼供信,这样做,怎么能不出冤案?
  对于因一般“男女关系”受到很重处理的问题。他说,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干什么?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我讲一个原则,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他还提到,有些地方批判女孩子梳长辫子是资本主义,留短发才是社会主义。陕西的同志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吃面就是走社会主义,吃米就是走资本主义?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
  他说,眼看春节来临,群众吃好点喝好点,给亲友拜年,农村里办社火、闹花灯,不能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过革命化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群众有点积蓄,过节时多买些肉,娶了媳妇多买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也可以,走亲戚送点礼也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就对。
  三、纠“左”的措施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在同省委、省政府领导们仔细研究后,胡耀邦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项要求:大力搞肥料;继续搞水利和水土保持;大力引进良种;从基本建设着手为多种经营打基础。他认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务。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陕西必须急起直追,总的方针是:纵览全局,抓住要领,埋头苦干。他提出,要把“肥”放在第一位。陕西松土壤多,涵养水分能力强,又多属旱土作物,肥比水更重要,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当时,有机肥和无机肥严重不足,因此要大修厕所,大种绿肥,同时争取中央支持,提早兴办小氮肥厂和自办磷肥厂。对于当时粮食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他提出在适当时机向中央呼吁,让中央知道。他还特别强调要解决陕北落后面貌问题,提出了多办工厂、兴办大学、引进干部、组织知识青年进去等办法。他还提议省、地、县三级要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教运动要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他在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说,文艺界社教重点是端正文艺方向问题,提高文艺思想水平问题,改进作风,深入工农兵。他说,光有批判不行,要繁荣创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大家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他说,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改造世界才是我们的目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我们文艺界改造世界的光荣任务。
  他还十分关注所谓“投机倒把”的问题。他在向群众作报告时就多次说,工人、农民卖一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1月19日,他在内部材料《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其中说西安市已抓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读后觉得其中问题很多,立即把这份材料批给了赵守一、冯基平等省委有关领导人。他在批语中说,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这些问题都要仔细研究。”他提出,“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之后,在他的领导下,陕西也暂停了对投机倒把的打击。
  四、深入陕南调研
  1965年春节前,胡耀邦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大家表示赞同。省委分工为:胡耀邦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及严克伦分别去陕南、关中,舒同、章泽继续在点上抓社教,萧纯抓城市社教,冯基平留机关主持日常工作。
  大年初一刚过,胡耀邦用8天时间开始在安康调研。2月6日,大年初五,胡耀邦带着三个人,坐一辆吉普车启程。他们翻越秦岭,直奔安康。从2月5日到12日8天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安康地区10个县里的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7县。此时,安康地区各县正在召开县、区、社“三干会”或加上大队的“四干会”(或统称“多干会”)。每到一县,他不但听县委汇报,还要去同区、社、队干部见面,宣讲《二十三条》,并且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排队,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处理。晚间,还要同随他一同调查的地委书记韦明海交换意见。一天的事情都处理完,他就在灯下看县志,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起来匆匆上路。他风尘仆仆,不顾疲劳,日夜加班,迅速将交代政策、讨论生产的要求贯彻下去。
  在各县,面对复杂的干部处理问题,他同大家反复讨论、商量、说服、甚至辩论。当时每县都有相当一批干部被“双开”,甚至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检察长、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成员。受处理的原因或有“翻案”、“大搞封建迷信”、“包庇坏人”、或有“挪用公款”、“乱搞男女关系”、“生活特殊化”、“闹不团结”等等。这些问题,经过深入查问和分析,明显看出相当一部分是定性偏重,有的则是强加的罪名。比如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实际情况核减了基层干部的经济退赔;所谓“大搞封建迷信”,是指盖房子上梁贴了红纸等等。对于过重的处分,胡耀邦态度明确,必须降下来;在方法上,他坚持同大家充分商量。在汉阴,在白河,在平利,他都从汇报中拣出一两个“典型”对大家说,这些干部错误是有的,应当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现在把他们抓起来,双开除,处分过重。他的意见是,这些干部都工作十几年几十年了,有的还是从外省到这里来的,都做出过贡献。现在有了错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要给出路。凡“双开”的不要“双开”,可以降级降职,将功补过。抓起来的尽量放出来,判了刑的要减刑。
  当时春耕大忙在即,胡耀邦感到最紧迫、最焦急的是,需要马上把生产搞上去。他之所以急于要解放干部,也是要使大批干部不再纠缠过去,卸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建设。每到一个县,他都要用极鲜明的语言强调生产的重要性,都要用极大的精力去部署生产。他说,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不好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他说:“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他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对于生产,他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思路,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他在所到的7个县里,同众多参加“三干会”、“四干会”的干部谋划生产大计。他介绍全国的经济形势、邻省的形势,说明陕西是大大落后,让大家有个宏观概念。他请那些生产搞得好的公社书记、大队支书到台上来,让他们讲粮食是怎样增产的。然后就以他们为例子,号召大家来个竞赛,增了产的可以奖耕牛、奖农具、奖化肥。他向台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问他们那个社、队有多少人口,去年产多少,今年估计产多少,有没有增产的决心和信心?他帮助他们算账,一笔笔数字他记得十分清楚,心算也极快。有哪个人回答得使他满意,他就叫那人到台上来,面向大家讲想法。
  2月12 日,他在安康地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2月13日晚,他亲自起草一份《电话通讯》,发到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接到《电话通讯》,征求各书记意见,大家同意后,即转发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8个方面的意见,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止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对于《电话通讯》中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认为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之后,胡耀邦在多次会议上进行检讨,受到错误批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6月18日,省委工作会议后胡耀邦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
  10月,中央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的职务。

| 责任编辑:冯文康